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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先生百岁感言原版: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 2016/6/22 15:28:15

《文汇报》记者周毅:

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,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,多被婉辞;对读者热情的来信,未能一一回复,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。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,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,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;杨绛先生同意,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、比较熟悉的《文汇报·笔会》。我获此机会,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。

 

笔会:杨先生,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,最能依恃的品质,最值得骄傲的品质,能让人不被摧毁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?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、向上之气来自哪里?

杨绛: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,是肯吃苦。因为艰苦孕育智慧;没有经过艰难困苦,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。有了亲身经验,才能变得聪明能干。

我的“向上之气”来自信仰,对文化的信仰,对人性的信赖。总之,有信念,就像老百姓说的:有念想。

抗战时期国难当头,生活困苦,我觉得是暂时的,坚信抗战必胜,中华民族不会灭亡,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。我写喜剧,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。

我们身陷上海孤岛,心向抗战前线、大后方。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,都抱成团。如我们夫妇,陈西禾,傅雷,宋淇等,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,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。我们同自愿参加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作家、文化人泾渭分明,不相往来。

 到“文化大革命”,支撑我驱散恐惧,度过忧患痛苦的,仍是对文化的信仰,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,忍受抄家、批斗、羞辱、剃阴阳头……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。我绝对不相信,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,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,会泯灭人性,就此沉沦。

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“牛鬼”境遇出发,对外小心观察,细细体味,一句小声的问候,一个善意的“鬼脸”,同情的眼神,宽松的管教,委婉的措辞,含蓄的批语,都是信号。我惊喜地发现:人性并未泯灭,乌云镶着金边。许多革命群众,甚至管教人员,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挥拳怒吼,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。我于是更加确信,灾难性的“文革”时间再长,也必以失败告终,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。

 笔会:杨先生,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。可是,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“自由”,与“忍生活之苦,保其天真”却始终是一物两面,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,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,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、“穿隐身衣”,“甘当一个零”。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、影响深广的“追求自由,张扬个性”的“自由”相比,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。这是怎么回事?

杨绛:这个问题,很耐人寻思。细细想来,我这也忍,那也忍,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,内心的平静。你骂我,我一笑置之。你打我,我决不还手。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,我会说:“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,要为我当杀人犯呢?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?”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,抵御侵犯的盾牌。我穿了“隐身衣”,别人看不见我,我却看得见别人,我甘心当个“零”,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,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。这样,我就可以追求自由,张扬个性。所以我说,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。含忍是为了自由,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。

笔会:孔子“十五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”那一段话,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,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,不过也只说到“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期颐之境,几人能登临?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?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?

杨绛: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。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不懂,有一天忽然明白了,时间跑,地球在转,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。现在我也这样,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,每天看叶子的变化,听鸟的啼鸣,都不一样,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

树上的叶子,叶叶不同。花开花落,草木枯荣,日日不同。我坐下细细寻思,我每天的生活,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,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。我每天从床上起来,就想“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?”即使没有大的意外,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。八段锦早课,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;翻阅报刊看电视,得到新见闻;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,旧书重读的心得,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。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,对人更了解些,相处更和洽些,这方面总有新体会。因此,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,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。

我今年一百岁,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,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,寿命是不由自主的,但我很清楚我快“回家”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,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

细想至此,我心静如水,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,过好每一天,准备回家。

转载自@公众号“文汇笔会”